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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车旅行与音乐狂欢
2021-01-20 16:12:20

便车旅行与音乐狂欢

给当代青年们的精神偶像列个清单,“垮掉的一代”准会上榜。嬉皮士们的背包之旅与标志性的拦车手势,直到今天仍然备受推崇。然而不为多数人所知的是,他们曾经也塑造了欧洲的共同文化。


从研究二战后欧洲背包客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漫无目的游荡的年轻人增加了欧洲的人口流动,而广泛分布的青年旅社则打破了国族的壁垒。无数的“反文化”之旅,“沙发客”运动,音乐狂欢,最终织起了一个由派对、青旅和友谊支撑的欧洲网络,即使是纳粹的禁令也无法奏效,因为教义般的背包客精神已然深深植根于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土地...... 



欧洲一体化的故事听起来总显得有些枯燥:饱受战火摧残的法德两国为了永久解决矛盾开始探索经济合作的方式。1950 年代的欧洲煤钢贸易成为了各项协定、开放边境与统一的欧洲货币的先声。在这个故事里,只有谈判桌上商洽着关税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官僚们,它与公民能动性几乎无关。官僚们深信,只要建立起合适的政治经济体制,泛欧洲的身份认同、一致性的社会现实就将水到渠成。戴高乐一代的权贵们意图建立起适配欧洲一体化的体系,同时对新一代的激进分子们基于反殖民原则对边境的再探表达了深切的怀疑。



欧盟是一种实用的妥协:它保全了福利社会,也将社会主义拒之门外;它推进了欧洲一体化,却也有力地阻止欧洲被裹挟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但我们所思考的泛欧洲文化并不属于布鲁塞尔的觥筹交错,而是欧洲反政府的文化运动的产物。正如理查德•伊万•乔布斯在他的新书《背包客使臣》中所述,泛欧洲的价值认同不仅要归功于官僚的运筹帷幄,还要感谢 1968 一代的浪荡青年和他们的便车旅行与音乐狂欢。


《背包使臣:青年如何在一体化欧洲旅行》


二战后青年的浪荡之旅是如何塑造了欧洲的共同文化?而在欧陆的游荡又如何成为西方中产阶级青年的共同成长历程,并织起一个由派对、青旅与友谊支撑的欧洲网络?阿姆斯特丹咖啡馆的“反文化”之旅、DJ 们在基辅与拉巴特奏响的伊维萨电音、还有“沙发客”运动,这些现象比起欧盟更加牢靠地联结起了欧洲大陆。年轻人口述的旅行大多是漫无目的,体验至上的游荡;战后陡增的欧洲人口流动带来了一种不同于国籍的广义归属感。


乔布斯在开篇考察了民族主义与旅游业的关联。20 世纪早期在德国兴起并迅速在国际上推广的青旅运动成为了他探索的窗口。战后,纳粹政权对青旅的禁令——尽管希特勒对青年远足、露营以及童子军都十分欣赏,但他希望将这些青年活动纳入希特勒青年团这样的民粹主义背景下——成为了一纸空文。重焕生机的青旅附带着成为全球青年聚集地的国际使命,打破了往日让欧洲陷入混乱的国族壁垒。


年轻人在夏日远行,相聚在青旅和寄宿家庭里,投入到青年劳动营之中,重建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大陆。尽管没有齐备的设施,参与者们依然十分享受在青年劳动营的艰苦劳动,因为他们能与全球青年团结在一起。哪怕在劳动营里也有不少显而易见的矛盾,但这种团结是青年人对铭刻在父母那代人骨子里的民族主义的反叛。


然而,冷战给青年运动笼上了一层政治阴云。1951 年莱茵河畔的狂欢节一般的洛雷利节让青年们齐聚于第三帝国时期为音乐节兴建的一座露天大剧场中;在同一年的后半段,东柏林也成功举办了另一个青年节日。二战之后,铁幕两端都希望拉拢东西方的青年效力于各自的文化计划;但东欧社会主义诸国渐趋凝滞的社会流动让青年的独立旅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专属于西欧的现象。


尽管人们往往视背包旅行为一种享乐之行或是在迈入职场与承担家庭责任之前的间隔;但实际上,教义般的背包客精神深深植根在社区服务之中。1966 年的佛罗伦萨大洪水让公众开始注意起青年旅行者。报道里来自各国的拯救无价艺术品的“泥淖天使”往往比意大利政府更快地动员起来,坐着火车涌入城市,一队一队集结起来把画作和雕像从遍地泥泞的博物馆转移到安全区域。讽刺的是,对年轻的国宝护卫者的公众赞誉产生在极其保守的南欧社会之中:彼时,民众开始警惕这些长发飘飘的不羁旅游者和他们危险的浪荡之旅。


在意大利与其他家庭观念强烈、可支配收入不足的南欧国家里,青年国际旅游者其实是最少的。起初,背包客们往往被认为是想要短暂逃离“现实世界”的中产阶级青年:事实也确实如此,帕特里克•雷•弗莫尔 (Patrick Leigh Fermor) 在 30 年代游历欧洲之后成为了一个英国特工,投身于针对乔治•奥威尔——这个自谑为巴黎的“流浪汉”——的谍战中。但是,新一代的浪荡者们在嬉皮士运动和垮掉一代的反叛精神指引下,更加明目张胆地逃离社会,他们告诉在路上萍水相逢的朋友们,“我绝不回去!”




1960 年代以来,游荡成为了欧洲中产阶级的成人礼,青年人藉此确证其所在阶级的经济实力,也对父辈小资产阶级式的产业发起挑战。热情的背包客们很多来自富庶、语言多样的诸如荷兰、瑞典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但往往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漫游者们为欧洲人开拓了游荡线路。外国人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认同由旅游滋养的欧陆青年文化,并对过去的民族差异尤为不屑。富有的美国旅客满怀热情地接受流浪汉一般的夏季背包旅行,乔布斯这样写道:


“尽管美国学生们十分习惯国内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但他们也欣然接受拥挤且没有水管的房子、便车旅行的狂想、温热的啤酒还有陌生的食物。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都是为长时间旅程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对少数可以负担大额开销的人来说,这些是冒险的一部分、是这番经历的实现方式与内在本质。”


但这种逍遥在当地人眼里会显得不大检点。很多国家因此制定了最低消费限额;人们震惊于那些不修边幅、浑身恶臭的游客竟把美国运通公司的盥洗室当作自家洗澡间。在其他地方,人们对背包客敌视更甚,就像是 1968 年贝尔格莱德市民们试图强制剃掉那些嬉皮士们恼人的长发。



大多数的城市对这些涌入的奔放的游客只是稍有不安。尽管背包客们看起来可能像身无分文的流浪者,但他们往往会在身上带一些德国马克或是美元,哪怕是到希腊这样遥远的地方。对于那些敢于去东欧的年轻人来说,这些外币分外重要,因为当地人需要这些外币来度过生机困难的时日。有些城市甚至标榜自己为“背包客文化胜地”。


1966 年,荷兰的左翼青年们掀起了“青年无政府运动”,人们静坐在阿姆斯特丹的角角落落,创造着极具表演感的行为艺术。荷兰青年们的行为吸引到了和他们志趣相投的人们;荷兰旅游局不但没有阻止此后的旅客浪潮,反而大发其财,推出了为期四天的“与无政府主义青年相遇”(Meet the Provos)的旅游套餐:其中包括了标准的荷兰假日旅程和在艾瑟尔湖上与青年运动者共乘的游船之行。阿姆斯特丹于是成为了一座围城,嬉皮士们在广场上席地而卧,但荷兰政府对这些冒险青年们的坐卧之事并无阻止,相反,荷兰人允许青年人在冯德尔公园里露营,甚至还在国内建起了背包客营房。


1968 年是对人们宽容限度的大考。青年运动者渴望到巴黎目睹第一现场。很多人也因此遭到了暴力对待。乔布斯在书中对丹尼尔•科恩-班迪特的痛苦经历着墨甚多,因为后者不断地被各国政府监禁和驱逐出境。政客们担心青年运动的波及性影响;然而大部分游人并不是骚乱的鼓动者,他们大多只是看客,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布拉格。


在巴黎,一些人预感到 1789 年革命精神的复活;而在布拉格,青年人试图抗争审查制度和苏联人的铁腕(这种反叛却最终被苏联的入侵碾为齑尘)。《纽约时报》在布拉格之春的前夜激动地评论道,“如果你还未满 30 岁,布拉格也许是你在这个夏天的最好去处。”


乔布斯的新书在一场暴风般的列车旅行戏码之中展开,尽管停靠站点很多,列车并未失去方向:背包客的“反文化”怎样塑造了统一的欧洲身份,并彻底改变了全球旅游业的呢?富庶的北欧人到相对廉价的南欧地区的旅行创造了一种全球性而非区域性的巨大动力。


早在 1970 年代,背包客就已经从陆路到了喀布尔,还在伊斯坦布尔、马拉喀什还有加德满都建起了他们的驻扎地。随着欧盟的计划逐渐成功,南欧与北欧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地中海地区的旅游对那些期待体验身无长物的生活的人们而言,也少了很多魅力。伴随欧洲区域同质性的文化生成,很多年轻人前往泰国、南美洲和印度寻求新鲜的异国情调。


乔布斯十分慎重地指出背包旅行只是战后发生剧变的人口流动的一种形式。在富国的青年们开始探索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的同时,这些南欧国家的移民相应地涌入德国、英国和北欧诸国,他们在那边工作或者重新定居。这样的潮流也将会突破欧洲区域的桎梏,成为全球性的事件。


然而,对背包客们是否了解自己的特权,我们并不清楚。乔布斯在叙事中探索着旅行是怎样作为一种文化地位的表现形式与发达国家各阶级的权利而成为人们的日常愿望,“大众的空闲与人口的流动为战后西欧的人们所拥戴:它们是一种催生中产阶级扩张、刺激经济发展、推动国际交流的民主性力量。空闲与人口流动从人们的渴求逐渐变成了他们的期许”。旅行的普遍化让人们开始深思,旅游者们在旅途中是否还有那份探索发现的渴望,旅行是不是再度沦为中产阶级成人礼清单——还包括买车和大学教育——之中的一个项目。



尽管背包客们享受着欧盟带来的开放边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为欧盟歌功颂德,“在欧洲各处的背包旅行是一种志愿性的,自发的边境民主化的尝试。尽管与联邦式欧洲的理念有些相悖,青年的巡回旅程以及人际沟通促进了开放边境的进程。他们内心的社区感是从根本上消除了人与财产和地缘关系的一种共同建构。”


然而,在创造这种强烈的欧洲性的同时,为泛欧洲文化所吸引的人们——自然也包括背包客——似乎让促成边境开放的制度与政治机制逐渐失效。对欧盟的政治支持已然跌入谷底:这些享受欧陆背包旅行、通过伊拉斯谟计划在外交换学习、在商场购买免税商品的人也是怀疑欧盟的新兴政党——诸如意大利五星运动、英国独立党与丹麦国民党——的忠实拥趸。


那个壁垒森严的欧洲渐渐成为了淡去的文化记忆。马奇诺防线地带已经开放了六十余年,将近三十年前,柏林墙也在人们的锤子和推土机面前成为了废墟。如今,在像布达佩斯的凯莱站这样的欧洲中转枢纽里有着形形色色的人:年轻人在背包上休息片刻,看着欧洲的铁路地图;而阿富汗和叙利亚的难民们面对同一副地图,希望能找到开始新生活的国度。


欧盟的法律和可以在世界各国通行的护照让欧洲人越发越相信旅行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欧洲大陆的外部边界在固化,背包客和难民们的分野也越来越明显。前者在背包里装了补给,也装了对冒险乐趣的渴望,而在恐惧之中逃亡的后者在防水袋里装了全部的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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